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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文忠解读弟子规

  2015-09-10...
  查看详情>> 第一集规矩的作用 第二集入则孝之一 第三集入则孝之二 第四集入则孝之三 第五集入则孝之四 第六集出则弟之一 第七集出则弟之二 第八集谨之一 第九集谨之二 第十集谨之三 第十一集谨之四 第十二集信之一 第十三集信之二 第十四集信之三 第十五集信之四 第十六集信之五 第十七集泛爱众之一 第十八集泛爱众之二 第十九集泛爱众之三 第二十集亲仁 第二十一集余力学文之一 第二十二集余力学文之二
• 钱文忠解读<百家姓>2

  2015-09-10...
  查看详情>>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萧姓。 萧姓最早发源于山东省。先秦时期，因为萧国被灭，所以散居各地。到了秦汉时期，萧姓外迁，就进入了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这个时候，名人辈出，汉相萧何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三国魏晋时期，战乱频繁，士族南迁，所以萧姓也随之迁徙到南方各省，家族进一步发展壮大。南北朝时期，萧姓显贵于天下，建立了齐、梁两朝，繁衍昌盛，人才辈出，萧姓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唐宋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萧姓接着南朝的这种鼎盛，依然是显贵、庞大的世家。这个时期萧姓开始进入福建、广东。 今天的萧姓在中国分布很广了，散居各地，以四川、湖南、江西、湖北、山东、广东比较多，这六个省的萧姓占了全国萧姓人口的70%。 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强调一下，两个萧的问题：一个是“萧”，还有一个是“肖”。这两个姓都是非常古老的姓，它们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春秋时期，这两个姓都有。但是，2000多年来，“萧”一直在用，而“肖”在汉代以后几乎难寻踪迹。可以说，如今中国姓肖的朋友，绝大多数原来都姓萧，这两个姓搞乱了。 我说“肖”是罕见姓氏指的是1949年前，现在大家可能没觉得，因为在《汉字简化方案》颁布以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颁布以后，很多人认为这两个是一个字，“肖“是“萧”的简化字和异体字。所以，当时在给姓萧的这些人办身份证、户口登记、入学手续的时候，办事人员顺手就把“萧”写成“肖”了。所以，翻看现在的字典，还是混乱的，在“萧”下面注“同肖”，其实不是一个姓。但是，在台湾、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几乎都是姓“萧”的，没有姓“肖”的。 萧姓出了一位不停出家的皇帝 萧姓是超级大姓，出的人才太多了，我只给大家介绍一位萧姓的皇帝，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而我们今天对他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影响所做的评价或者估计远远不够。他就是梁武帝萧衍。 萧衍，从小非常聪明，博学多才，喜欢读书，当时和另外七个人一起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是“竟陵八友”之一，其他人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沈约、谢朓、范云等。做了皇帝以后，政绩显著，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了。而且，他广开言路，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了两个盒子，一个叫谤木函，一个叫肺石函。如果是功臣，或者有才的人，你没有得到赏赐、提拔、重用，你可以写信，扔在肺石函里；一般的老百姓如果要给国家提意见，或者有什么要表达的，你就投在谤木函里。这是让民间表达意见的一个渠道，梁武帝都会批阅。 梁武帝是非常节俭的一个皇帝，他的节俭很有名，“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这个在皇帝里边是不多见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每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就喝点粥。 萧衍笃信佛教。信佛以后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要求全国人民效仿。他不仅管活着的人，还要管死的人，规定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好多老百姓就跟大臣说，不对，这老祖宗要“血食”啊，老祖宗要吃肉的，你让他吃素行吗？大家纷纷反对。最后，梁武帝允许用猪、牛、羊、鸡，但是只许用面粉捏的，还是素的。这就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咱们现在吃素斋，会发现有好多菜名叫素鸡、素鹅、素鱼、素火腿。惟妙惟肖，做得跟真的一样。照道理讲，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吃素最要紧的是心里有素，你吃着素，想着肉，还不如不吃呢，明显是在违戒嘛。  但是到了晚年，尤其是公元520年以后，梁武帝过于笃信佛教，放着皇帝不当，多次舍身出家，到庙里去当住持，讲经说法。结果大臣一看，没皇帝了怎么办呢？于是，大家从国库里拿一亿金钱，把他赎回来，又来当皇帝。可他当两天又走了，又到庙里去了，群臣只得再把他赎回来。赎了这么几次以后，国库里的钱都到庙里去了。 梁武帝还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尤为突出。他曾经通过对佛教、道教、儒学比较研究，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学说，叫“三教同元说”。这对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现在中国人的信仰，对这三家没有多大区分。比如，一般老百姓，拜孔夫子、太上老君、孙悟空、济公、弥勒佛……什么都拜，这都是受梁武帝的影响。 小的方面梁武帝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咱们今天用的一个汉字“魔”，就是梁武帝造的字。“魔”是梵文的音译，最早叫摩罗，就写成这个“摩”，梁武帝因为佛学修养好，他知道这个摩罗是鬼的意思，所以他就把下面的“手”改成了“鬼”。 梁武帝还对围棋如醉如痴，甚至有因此误事的时候。当时有个和尚，围棋下得很好，梁武帝就召他来下棋。这个和尚刚刚到门口，梁武帝在跟别人下棋，正好要杀掉人家一批棋子，梁武帝就大叫一声“杀掉”。门口的那些警卫一听，皇帝说杀掉？就把那个和尚拖出去杀了。下完棋后，梁武帝下令召见那位围棋高手。警卫说：“已奉旨将此人杀掉了。”梁武帝听罢，后悔不迭。 李白中了汪伦的计，反赞“汪伦情” 咱们现在讲汪姓，汪姓的来源也非常有意思，其中一支竟然源于莫名其妙的改姓。虽然说中国人很重姓，一般不会改姓，但是，保不齐有个老人家会突发齐想。比如，据载，宋朝的时候，在福建泉州有一家姓翁，家有六个儿子，居然全部考中进士，这个是很少见的，概率小到接近于零，时称“六桂联芳”。这个老爷子应该高兴得不得了，他也太好玩了，大概觉得儿子们太厉害了，全姓翁有点可惜，居然把家一分，给六个儿子每人规定了一个姓，其中第六个儿子叫翁处休，被老爷子赐姓汪。后成为一支非常发达的汪姓一族。 先秦时期，汪姓主要活动在浙江、河南、陕西、山西、山东。从两汉到唐朝，汪姓就开始集中了。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西、江苏、浙江，靠近华东的这一块，并已经发展成当地的望族。唐朝以后，开始四散分布到全国。到宋、元、明，大概六七百年之间，汪姓主要向江南向西部移动。今天汪姓的第一大省是哪里？安徽，因为有一大支当时躲到了安徽歙县。安徽一个省的汪姓就占了汪姓人口的三分之一。 汪姓和台湾的渊源特别值得一说。汪姓的族人很早就进入了台湾。有部书叫《台湾通志》，其中有一节讲台湾开发，就很明确地提到一段史料。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有一个人叫汪大猷，曾在泉州那边当官。我们知道，福建泉州跟台湾隔海相望。在汪大猷管辖的地方，当时有个记载，说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平湖（今澎湖）”。这个岛上的夷人经常来抢东西。所谓夷人，就是咱们今天讲的原住民。为防止骚扰，起初，每年遇有南风起时，汪大猷便派兵守卫防备，但是反复如此，兵士疲惫，耗费军资，还是防不胜防。没有办法，于是，汪大猷就亲自登岛，登上了澎湖列岛，也顺便登上了台湾，造了200间房屋，派士兵长期驻守。汪大猷就成了汪姓登上台湾的第一人，这个是不太多见的，因为在我们的姓氏文化当中，很多姓氏都到了台湾，但是不太知道到底是谁第一个到的。 很有意思的是，汪姓好像跟台湾特别有渊源。元朝时有个著名的航海家，叫汪大渊，名字一听，特别像汪大猷的弟弟，其实不是，差了老鼻子了。他也从泉州渡过海峡登上台湾，留下了一部非常重要且在今天还在不停再版的书，叫《岛夷志略》。对台湾的地理环境、社会状态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是研究古代台湾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经过二三百年的繁衍，如今的汪姓已发展成为台湾较大的姓氏之一。 汪姓是大姓，比咱们想象得大。要问汪姓里边谁最有名，相信很多人会说，汪伦。唐朝开元年间，汪伦在安徽泾县当县令。卸任以后，就住在泾县桃花潭畔。天宝元年（742年）到宝应元年（762年），在这20年间，李白经常到安徽的当涂、宣城、泾县、秋浦、南陵等地。天宝年间，汪伦听说李白到南陵的叔父李冰阳那儿来了，就写信邀请李白到家里做客。李白大名鼎鼎，怎么才能把他邀请来呢？汪伦就投其所好，李白呢，一喜欢游玩，二喜欢美酒。所以汪伦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白，说：“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一听，欣然前往。赶过来以后一看，没有桃花啊，也没酒店，啥都没看到。 汪伦赶紧搬出一坛酒，是用桃花潭的潭水酿的，好水有好酒。请李白喝酒，然后才笑着告诉李白说：“桃花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无十里桃花。万家者，开酒店的主人姓万，并非有万家酒店。”李白听后大笑不止，也没有觉得被愚弄，反而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汪伦留李白连住数日，每日以美酒相待，告别的时候还准备了一份厚礼，具体内容还被记载了下来：名马八匹、官锦十缎。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份礼了。李白在东园古渡乘舟欲往万村，登旱路去庐山。古代的渡口一般旁边都有一个亭子或者房子，以便大家相送。汪伦在古渡口，又摆了一个酒席为李白饯行，并且拍手踏歌，又送了两坛酒。李白深深感激汪伦的盛意，作《赠汪伦》诗一首：“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描写朋友之间的友情，情真意切，千古动人，非常有名。汪伦也因而名留千古，妇孺皆知。
• 凭什么教育要快乐？

  2015-09-10...
  查看详情>> 对于中国当下教育的看法，坦率地说，我只有四个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中国今天的教育。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对中国教育所有的看法也许都起源于一种错误，今天我们没有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我们在不断让步，为自己找理由，为孩子们开脱。 中国正面临着很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 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可是，我们的童年快乐吗？至少我一点都不快乐。回忆一般都是虚幻的、快乐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在座的我们谁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也有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有时候还被老师揍两下。 凭什么教育是快乐的？我实在想不通，教育怎么一定是快乐的？教育里面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凭什么对注定将要接替我们的子孙让步，我想不明白。 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那么，惩戒呢？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了？我也不相信。刚才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说，家长无论在任何情况都下不要看孩子的日记。我不敢苟同。为什么不让看？我从小的日记父母就看，也没把我看傻了。 我是在欧洲留学(课程)的，我们常讲欧洲的教育怎么怎么好。好啊，大家看看英国的好学校规矩严到什么地步。英国议院通过了一条法规，大意是“允许教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内的必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纪律。” 但是我们教育的主体思路是对孩子不停地让步，给孩子更多的快乐，给孩子更多的游戏时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教育？ 有人问我：“钱老师，您这几年讲国学，讲《三字经》、《弟子规》，您觉得推广《三字经》、《弟子规》的最大难处在哪里？”我一般的说法是希望有关部门大力推广，进入学校。其实这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按照出席今天论坛的名校的标准培养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到社会上90%要吃亏。你把按照《弟子规》那样忠诚、守信、孝悌、守规矩的孩子放到社会上看看，很可能就吃亏！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大问题。谁能否认？我们要讲传统优秀文化的最根本的理由正在于此。 我自己也在教书，跟学生有接触，我想告诉大家，对于中国的教育，我们要有一种极度的忧患意识，而且应该是在接近绝望基础上考虑的……。 我儿子在华东师大附中，那是我的母校，上海的名校，当然很好。但是社会环境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再一样了。所以我想，我赞成对孩子真的要严格。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孩子还必须管教、必须惩戒，必须让他知道教育绝不仅仅是快乐，学习绝不仅仅是快乐。当你意识到学习是快乐的时候，这位学生就很可能将来要成为俞校长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就很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 我们要告诉孩子，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如果在全社会形成家长对孩子让步的氛围，以后的孩子是很可怕的，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怕的，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接不住中国未来发展的重担的。中国30年的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社会发展的奇迹，是谁干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无意识造成的真正精英是“老三届”。这一批人在文革前完成了初高中教育，文革前的初中高中教育水平恐怕不比今天一般的本科教育低，这批人由于历史原因被分散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1978年，一切回到了原点。这批人是中国人的精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正的精英，懂知识、受得了委屈、懂担当。现在，这批人要退休了。而现在，孩子进一步，社会让一步；孩子进一步，老师让一步；孩子进一步，家长让一步。这样的教育怎么行？更何况，现在的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冲突，根本就不能按照一般的教育学理论思考。 我们现在都说鼓励孩子的自信心，赞扬他，鼓励他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将来到社会，他面临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毁。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这个社会是残酷的，要准备受到很多委屈。 如果校长惩戒确实犯了错的我的孩子，甚至揍他几下，我会感谢老师。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有大爱的。我希望老师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还得拿着大棒。 我现在只希望孩子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孩子考不考国内的大学我无所谓，我只希望他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好好过完这样一辈子。 我们小时候，生活很困难、社会不发达、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的父母还能对我们负责任。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羡慕我父母，他们敢骂孩子、揍孩子，但是我们依然爱他们。今天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哪怕是一个眼神，没准明天就能把长辈杀了。 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教育。我们不要轻易向社会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我们的孩子让步，也不要轻易向家长让步。我们这个社会要赋予校长、老师更大的权利、更高的荣誉、更好的待遇，但是也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责任。 这是我的真心话，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校长首先把我当成一个学生，其次把我当成一个家长，最后把我当一个晚辈老师，给予批评教育。我刚才讲的没有一句假话，全是真话。当然，季羡林先生教过我“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 中国传统教育：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

  2015-09-10...
  查看详情>> 记者：近些年一提起“传统式教育”，就让人想起“家长制”一类的词，中国传统教育似乎已经成为“粗暴、专横、压抑”的代名词。真的是这样吗？ 钱文忠：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教育确实有“粗暴、专横、压抑”的一面，而且情况还相当严重。很多人坚信“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并且将之与自己必须履行的人生责任结合起来。在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之下，倡导标举“首孝悌”、“教者，孝之文也”、“自古忠臣出孝子，没有不是孝子的忠臣”，落实到日常教学行为则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教者”处于不可挑战的上位，确实相当粗暴、专横，对孩子当然是压抑的。过去的私塾、学校门口经常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溺爱免送”。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上学尽管是在“文革”中，“师道尊严”似乎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但是，很多家长还是这样对老师说：“老师，我的孩子就全交给您了。有什么不对不好的地方，您该骂就骂、该打就打！您辛苦！” 这样的教育自然很容易充当专制色彩鲜明的“家长制”的基础，两者形成皮与毛的紧密关系，相互鼓荡、支撑保障，传承久远。我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北京大学求学，慕名去听一些学贯中西、名闻天下的老先生的课，发现有几位老先生学养深厚，却实在不能说他会讲课。他们性格拘谨、表达滞碍，后来拜读他们的回忆录，这才了解到，都是由于在小时候经常被老师、家长责罚甚至责打造成的。今天有一些文章，把这些老先生写成口若悬河、辩才无碍，我就很疑惑：要么作者根本就是没有亲聆教诲，要么就是遵“为尊者讳”、“为夫子讳”的古训。前者姑且不论，后者其实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老一辈学者的学养风范自有韵味，我们后生小子是难以企及的。 记者：许多近现代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有没有可取之处？ 钱文忠：这正是我要说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传统教育也非常强调“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尤其是在几千年漫长的教育实践中，还是摸索出了一套配合孩子成长过程的极其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不看到、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历史事实：传统教育毕竟培养出了众多的仁人志士、文人学者。正是他们的德、言、功的“三不朽”，夯实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而这，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豪、文化认同、文化凝聚的根源。不认识到、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注定会堕入文化虚无的境地。现在不是没有这个苗头和趋势，而其恶果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不予以遏制，听之任之，势必使我们发展经济的所有努力、代价、成就化为泡影。这是理性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更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传统教育的利与弊 记者：一般认为，中国式教育过于严厉，抹杀了个性和思考，不利于人快乐成长。您认为是这样吗？ 钱文忠：接着上面我的回答来讲。我们在体认到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这样的严重问题的同时，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还真的像您说的那样，只是“一般认为”，如此而已。假如没有这四个字在前面，那么，只要对中国历史略有常识的人，大概都不会同意“中国式教育过于严厉，抹杀了个性和思考”这样的一概而论。 在官方明令规定将朱熹整理做注的“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基准教材和出题范围，并将科举考试规范为(博客,微博)社会底层人才晋身上升的几乎是唯一的通道之前，情况基本不是如此。看看先秦诸子，看看魏晋流采，看看唐风宋韵，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激扬发越吗？就是在之后，情况也未必就尽然如此。明清两代，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难道还少么？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些都是“特例”，但是，“特例”恐怕也太多了，既然多到如此地步，“特”从何来呢？我们今天大概是求此“特”还不得呢！ 中国传统教育的长短优劣是非常复杂的，绝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同情了解、潜心体认、具体研讨、专题发掘。最起码，这种情况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就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还是举例子吧。在我的师尊中，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周一良教授所属家族的教育观的变迁过程就体现了这种改变。安徽至德周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大家族，从周馥到周学海、周学熙等，再从周暹、周达等到周一良、周珏良、周绍良等，四代之间，教育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良性改变。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所属家族的教育观也是如此。湖北黄梅汤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教育书香世家，从汤霖到汤用彤、汤用彬等，再到汤一介等，三代之间，教育观也发生了良性改变。假如说上述两个家族都比较早地已经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上层，那么，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的家族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代表，老人家受教育的过程同样说明问题。 我们千万不要用固态的、简单化的、大而无当的态度和角度去观察、了解、评判中国传统教育，这会使我们无视极其珍贵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传统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 同样，我们也应该用动态的、多元化的、具体而微的态度和角度去观察、了解、评判西方教育。有人说，“西方教育更尊重人格，有助于快乐成长”，这种说法也只能是“一般认为”，或许可以这样去概括现在的西方教育的主要特点。但是，传统的西方教育未必是这样，甚至基本上就不是这样的。著名的罗马史大家、西方人文世界的翘楚吉本，他的受教育的过程就难以符合“尊重人格、快乐成长”的要求。吉本的回忆文字早就被译成中文了，尽可复按。 记者：您指出中国传统教育有利有弊，能否具体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认识并取舍？ 钱文忠：在这里，我只能挂一漏万地谈一点个人的浅见，未必成熟，更不敢说一定正确。 教育从进程的角度可以粗略地分成：学生全然受指导的前期教育准备阶段、以传授和获取知识为主的师生互动的教育过程阶段、前段教育结束后的自主教育阶段。传统教育方式最起码在第一和第三阶段有其独到之处，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大概无可替代。即便是第二阶段，传统教育也还是能够给我们以启迪的。 传统教育的前期教育准备阶段主要使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三百千”还有《孝经》作为教材，清朝中期以后加入了《弟子规》。教育的着重点在明确学习的必要性，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重点教授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规矩”，在向孩子传授“树人”、“立人”的最高标准（比如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等）的同时，落实做人的底线即最低标准，比如《三字经》、《弟子规》都提到的“首孝悌”，强调“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记诵功夫。一句话，让孩子从小明白：应该做什么、追求什么，不应该或绝对不能做什么、追求什么。 传统教育的第二阶段是以四书五经及相关考试技巧为主题内容的。从现代知识角度看，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基本没有自然科学的内容等等。但是，传统教育这一阶段的安排也是有深意的。举例来说，读四书的顺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的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先后顺序的。朱熹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语）这样的观念怎么能够说是会过时的呢？ 到了传统大学的第三阶段，知识应该用于何处，学人应该有何担当，早已经明确。独立学习的能力和习惯早已养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很多读书人正是在完成科举考试（当然绝大部分人是心灰意冷、绝意考棚）以后，马上丢弃了八股文这块“敲门砖”，转入按照自己兴趣的自由学习的过程中，从而取得了成就。 千万请注意，我们绝对不应该否认中国传统教育是有严重问题和缺失的，只不过，这里在谈它的“可取之处”。只要我们全面地、理性地去看，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实在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教育不能迎合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记者：近年常有“狼爸”、“虎妈”的教育成功范例。有专家认为，在孩子自制能力差的情况下，适当的体罚和严管是应该的。 钱文忠：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普遍提出，可能是由于今天我们没有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我们在不断让步，为自己找理由，为孩子们开脱。我想说，教育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 千万不要忘记，在今天的中国内地，接受教育的主体早已经是独生子女了。究竟怎么理解独生子女？请别忘记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都是针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别忘了，接受教育的对象的主体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群体了。应该坦然承认：我们在教育这些孩子时，已经显得没有办法。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可是，我们的童年快乐吗？至少我一点都不快乐。回忆一般都是虚幻的、快乐的，我们谁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也有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有时候还被老师揍两下。 凭什么教育要是快乐的？我实在想不通。教育怎么会一定是快乐的？教育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那么，惩戒呢？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了？我不相信。现在的孩子骂不得、说不得、批评不得，一点挫折就接受不了。小时候，我的老师惩戒过我，但我们的师生感情一直到今天都很好。 我们讲跟国际接轨，究竟接什么轨了？我是在欧洲留学的，我们常讲欧洲的教育怎么怎么好。好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英国的好学校规矩严到什么地步。今天还有这样的国家，在中小学教室后面墙上悬着一把戒尺：据说，孩子表现不好，历经劝说无效，按规定最多打三下。只许打手心，不许打手背，必须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允许执行。当然，还有其他的极其严格的相关法律规定和限制。 但是，我们今天一些人的教育思路是对孩子不停地让步，我觉得教育不能再一味让步，我们对孩子要真负责任，不能迎合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我赞成对孩子要严格。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孩子还必须管教、必须惩戒，必须让孩子知道教育绝不仅仅是快乐，学习绝不仅仅是快乐。当一个孩子真的意识到学习是快乐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要真正成才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就很可能成为了不起的人才。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 我们要告诉孩子，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如果在全社会形成对孩子让步的氛围，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恐怕是接不住中国未来发展的重担的。而现在，孩子进一步，社会让一步；孩子进一步，老师让一步；孩子进一步，家长让一步。这样的教育怎么行？ 我们现在都说鼓励孩子的自信心，赞扬他，让他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将来到社会，他面临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毁。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这个社会是残酷的，要准备受到很多委屈。 如果我的孩子确实犯了错而受到老师惩戒，我会感谢老师。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有大爱的。我希望老师一手拿着赞扬的胡萝卜，一手还得拿着惩戒的小棒子。家长也一样。我非常羡慕我父母，他们敢骂孩子、揍孩子，但是我依然深深地爱他们。今天的孩子打不得、说不得，哪怕是一个眼神，没准明天就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了。 当然，我坚决反对无故、无节制的体罚。而且，我坚决认为，必须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恐怕未必应该全然简单地按照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是应该有自己的体系的。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当然应该是后者，而现在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这样，“教育”的本体性就不存在了，“教育”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就不存在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来给“教育”赋予那么高的地位和价值，在今天都已经被打乱了。 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教育。我们不要轻易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我们的孩子让步，也不要轻易向家长让步。我们这个社会要赋予校长、老师更大的权利、更高的荣誉、更好的待遇。当然，也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责任，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许多人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但我要说，并不尽然。有些问题一旦发生并且听任其发展，那么将永远无法解决。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得了癌症，如果发现得早、医生水平过关、认真负责治疗方法正确、药物有效，那么，也许还能够解决；如果发现了不去治疗，或者治疗办法不对，用药又错，到了晚期，还能够解决吗？更不敢想，这个癌症还发生在关键部位呢？ 记者：您在《教育的挑战》序里说：“教育需要一场全民启蒙运动”，为什么这么说？ 钱文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领域物质财富的增加，可谓举世瞩目。然而，天下没有不需要代价的成功。 展开报刊、点开网络、打开电视，我们还能忽略公众对教育的忧虑吗？ 举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事件吧，都是近期发生的： 一个是一位家长在网上晒出了儿子的语文试卷，在回答“如果你是孔融，你会让梨吗”时，孩子答“不会”，结果当然是一道红色的大叉。家长问道：“这就是中国的教育吗？”评论蜂拥而至，几乎都是支持这个孩子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 一个是湖北京山某个中学，学生为了抗议学校的某些收费，竟然以集体焚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今教育面临的问题，怎么办？怎么改？ 我是高度认同教育的本质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教育应该首先让孩子们学会做人、学会对自己负责。现在，教育过多地关注了所谓知识，过于现实，甚至势利，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如何能够体认教育的本质呢？所以，我认为教育需要一场全民启蒙。
• 寻求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

  2015-09-10...
  查看详情>> 30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中国物质财富有了巨大增长，不过我们也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惑，最重要的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间的落差。在这样的前提下，特别需要寻求我们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 民族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念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离不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必须既能够包含大家公认的价值，又能够承接我们自己的悠久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异常丰富，家训、家教、家风就是极具价值的一个系列。《大学》里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正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每个人都是由“家”走入社会的。毫无疑问，良好的家风、家规、家教对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审美标准、操守品行，乃至生活习惯的形成，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社会由个人组成，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 良好家风的形成必须靠家教。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不自觉地将“教育”窄化为“学校教育”，以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的全部。我们并没有将“家教”安置在“教育”的重要位置上。在这种语境下，“家教”甚至成了校外补课的同义词。这难道不让人担忧吗？曾国藩晚年在《与弟书》中写道：“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们真应该三思其言。 在传统中国，几乎每家、每族、每姓都有自己的家训，通常在汇聚族人祭祀祖先时，由族中长老领诵，敬谨恭读，这就让族中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可惜的是，这一优良传统曾经被我们自己摧毁并且遗忘；可喜的是，近年来，它已经在民间复苏并且复兴。凝聚着祖先智慧的教诲、训诫，又重新在子孙后代的耳畔响起，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培育着良善的种子。 以我们吴越钱氏为例，近年已经恢复了祭祖时奉颂《钱氏家训》的仪式。为了便于今人记诵，古老的《钱氏家训》采用了新的形式，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章。“个人”章强调“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家庭”章强调“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强调要慎终追远，教化后人；“社会”章强调“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国家”章强调“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等等。 类似的“家训”不仅是每个家族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家教”不仅关乎每个家族的子弟，也关乎社会整体。良好的“家风”，非常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不等同于教养，文化不等同于文明。教育必须体现为教养，文化必须落实为文明，才有真实的价值与意义，否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都是令人怀疑的。从教养、文明的角度看，家训、家教、家风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不言自明、毋庸置疑了。